《繁花》编剧袭警传闻有了通报，署名争议谁来解答

文丨布丁

《繁花》编剧署名争议还在持续发酵。

上海警方近日通报称，针对网传“某女编剧自称曾袭警后通过关系被放行”一事，警方通过核查发现，2019年3月底，秦某和朋友许某某因在人行道路上骑自行车被民警拦下，许某某与民警发生争执时，秦某从背后拍了民警后背。民警将两人带回派出所后，认为秦某拍民警的行为情节较为轻微，因此不予处罚。

通报还称，秦某曾电话联系丈夫王某某，后者试图通过朋友找关系说情，但被婉拒。秦某称，网传录音内容为2020年其与朋友饮酒聊天谈及此事，所谓“捞人”情节系“开玩笑”、“显示人脉”，后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现场人员录音编辑后发到网上。

此事源于前段时间“古二”（青年编剧程骏年）再度曝光《繁花》剧组导演王家卫和编剧秦雯等人的对话录音。音频中，秦雯和女伴自曝因袭警被抓进派出所，打电话找人才被捞出来。这一言论很快引发舆论热议，被指涉嫌滥用权力干预执法，践踏司法公正。

如今警方澄清了事实，网友的关注点再次回到编剧署名纠纷上。很多人说，警方通报从侧面证明，“古二”曝光的录音内容，有一定真实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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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古二”维权这事，至今已有月余，《繁花》剧组也多次发表声明，但并未平息争议。

“古二”之所以在社交平台上连续发布“小作文”和音频，是认为自己拿着几千块钱的工资，深度参与了《繁花》的剧本创作，却未能得到应有的编剧署名。剧组方面则回应说，“古二”只参与了前期资料准备工作，夸大了自己的实际贡献。

“牛马”小编剧硬扛大导演和名编剧，这种唐吉坷德式的维权行为，在当下的舆论环境下，获得了很多普通网友的支持。一些细心的网友通过对录音的抽丝剥茧，倾向于认为“古二”受到了不公平对待。

当然了，“古二”的实际贡献有多大，有没有遭受不合理待遇，还得从法律的角度判断。但像他这样没啥名气的青年编剧，劳动果实被“白嫖”的情况，并不少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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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十几年中，编剧维权事件频发，包括但不限于酬劳分配、署名权纠纷等。社交平台稍微搜索下，小编剧们吐出的苦水，能将人淹没。这背后是编剧在影视生态里的地位边缘，编剧可以说是主创团队中地位最低的存在。

有影视行业从业者在知乎上留言说，编剧的合同很难签，一般要先写大纲和前三集的内容，通过了平台的审核，影视公司才会把合同送到编剧手上。在此之前，编剧通常是没有合同保障的，换编剧对影视公司来说，几乎是零成本。

也是在签正式合同前的这个阶段，编剧的劳动果实很容易被“白嫖”。此前有文章披露，某位制片人带着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字的小说找到编剧，要求对方提出改编思路。等编剧梳理出人物小传、项目亮点和详细的改编方案后，制片人一个电话打过来，说编剧报价太高了，只能下次有机会再合作了。

实际上呢，制片方大概率转头就把这位编剧的创作果实，交给另一个更“划算”、更听话的编剧去执行。

最后定稿的剧本，可能融合了多位编剧的创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无论是量化工作产出，还是鉴定个人创作对剧集的重要程度，都不容易。这方面既没有可参照的行业标准，也没有行业协会来仲裁判断，法律上也是模糊地带。闹上法庭，也不一定有胜诉的把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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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维权困难，也不是没有成功的案例。

2018年，编剧王雨铭与杨涵同某影视公司签订协议，负责网剧《坏小孩》（后更名《隐秘的角落》）剧本创作。他们撰写了《隐秘的角落》分集大纲及前三集剧本。后因和制作人产生分歧，两人退出了剧组。

2020年6月该剧正式播出后，剧组仅把两人列入“特别鸣谢”名单，而非编剧。两人先是与剧组商讨，争取得到编剧署名，商讨未果后，他们将此事曝光并提起诉讼。历经四年多的法律程序，2024年11月15日，法院判决出品方需将王雨铭、杨涵署名为前三集编剧并公开致歉。

一个维权官司打了四年多，足见其中之艰难。杨涵事后在微博写道，“维权辛苦，类似于自讨苦吃，但如果打赢了，就可以走出隐秘的角落，可以正大光明地把以前吃过的黄连和哑巴亏都吐出来。”

但更多时候，因为没有签合同，加上打官司耗时耗力，还要顾及行业名声和经济成本，很多人微言轻的年轻编剧们，只能忍气吞声。某种程度上，这让制作方对编剧的剥削变本加厉，进一步加剧编剧的困境。

编剧维权事件，在国外也时有发生。相比国内个人的孤军奋战，国外编剧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维权。

比如，2023年，因不满流媒体平台的收益分配，以及担心AI对编剧工作的威胁，美国编剧协会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行动。当时很多影视剧、综艺节目等，都因此拍摄受阻，或面临停播风险。

在历经长达150天的罢工后，资方终于做出了妥协。尽管罢工的代价高昂，上万个工作岗位流失，但编剧们在人工智能、数据透明度、剩余报酬和最低人员配置等方面，获得了关键性的胜利。具体到人工智能这块，双方达成的协议规定，编剧在创作中使用人工智能，后者产出的文字材料都不得减损编剧的报酬、署名权益和分割权利的资格。

保护编剧的署名权，是美国编剧协会非常重要的职能。编剧在何种情况下有署名的权利，出现争议后要怎么办，协会有详细规定和成熟的解决机制，也会为会员提供法律支持。

对国内编剧而言，缺少行业协会的背书，个体维权异常艰难。像“古二”这样，不惜以职业生涯为代价，和制片方近乎同归于尽做法，着实惨烈。

要让外界更清楚地看到编剧的付出，让制片方更尊重编剧的劳动，不能指望个人鱼死网破式的搏斗，而得有相关标准和解决争议的机制，帮助界定编剧的工作量和具体贡献，对侵权行为作出严厉惩罚。唯有这样，编剧们的劳动成果才不会被某些名编剧轻易霸占，更多人才能有出头之日。